《史记》中有一类传记，名曰“游侠”，叙写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困厄”，“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”之类人物，赞颂他们的侠客之义。之后《汉书》也设立《游侠传》，不过班固对游侠持贬斥态度，强调要遵守“守职奉上之义”。曹魏时，鱼豢于《魏略》中设立《勇侠传》。此后史书摹写人物，虽然出现游侠的记载，但游侠类传已失却了结构性存在的地位。如此来看，《魏略·勇侠传》也算是游侠类传的绝响了。
今传《魏略·勇侠传》，赖裴松之注释《三国志》而流传。《勇侠传》共载四人，分别为祝公道、孙宾硕、杨阿若、鲍出，其中祝公道事，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贾逵传》下裴松之注，余三人事迹，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阎温传》所附《张恭张就传》之下裴松之注。从裴松之所引传文来看，祝公道事迹似非全貌，而孙、杨、鲍三人事迹较为完整。四人中，孙宾硕之事颇值得研究。
东汉骑马图
一、孙宾硕事迹的补充
孙宾硕又见于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四《赵岐传》中，作“安丘孙嵩”，又作“北海孙宾石”。据《魏略·勇侠传》，汉桓帝时，常侍唐衡之弟为京兆虎牙都尉，为郡功曹赵息所侮，唐氏怀恨在心，逐捕赵氏一族。赵岐为赵息从父，隐名变姓，逃于北海，为孙宾硕所藏匿。据《魏略·勇侠传》并结合其它相关资料，孙宾硕之事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及补充者：
其一，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云“及党事起，（郑玄）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”，李贤注“嵩字宾石，见《赵岐传》”，可知此孙嵩与《魏略·勇侠传》中的孙宾硕为同一人。但孙嵩又因何事而被禁锢？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言“灵帝初，复遭党锢十余歳”，而孙宾硕曾在延熹年间，藏匿逃亡的赵岐，并因此事而显名东国，其与郑玄等列名党籍遭禁锢，或正因救助赵岐之事而连坐。据裴松之所引《勇侠传》孙宾硕事来看，孙宾硕传似为全貌，若如此，鱼豢叙孙宾硕事因何而不及党锢事？孙宾硕的党人身份值得重视，其救助赵岐，或许出于侠之义，但因所救者为党人，则自身也被动地成为党人即侠儒（关于“侠儒”，参牟发松《侠儒论——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》，《文史哲》2011年第4期）。
其二，在《勇侠传》中，孙宾硕曾言“我北海孙宾硕也，阖门百口，有百岁老母在堂”，此言有三点须辨析及阐释。第一，孙宾硕救助赵岐时，《勇侠传》及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皆记为年二十余，焉有母子之间，年龄悬隔七十余年，于理难通，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正删去此句，则“有百岁老母在堂”，若非原文有脱讹，则为鱼豢记载夸大失实。第二，孙宾硕何以要报出“阖门百口”？论者指出，两汉家庭结构虽有从核心家庭向主干家庭的演变过程，但数世同居仍为极端稀少之事，故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言“与叔父从弟同居，三世不分财，乡党高其义”，乡党所赞扬之义正是同居共财。孙宾硕言“阖门百口”，其为数世同居，当无疑义，至于是否共财，还不能判断，但数世同居，已与汉代的一般家庭型态有别，故如《蔡邕传》所言同居之事，特被记载于史书予以表彰。孙宾硕说“阖门百口”，恐非仅向赵岐夸耀家门人口之盛，更有通过数世同居为其自身服义之表现，由此（家族内部之义）自可向外推展至救人于阸之义，并藉此以打消赵岐疑虑的用意。因之，孙宾硕自言“阖门百口”，见载于《勇侠传》，这与《后汉书》以下史书《孝义（友）传》中屡屡表彰的“累世同居”，极有关联。第三，孙宾硕命手下将赵岐扶上马后，《勇侠传》写道“岐以为是唐氏耳目也，甚怖，面失色”，而听“我北海孙宾硕”之言后，赵岐即将实情相告，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描写赵岐闻听孙宾硕自报家门后，作“岐素闻嵩名，即以实告之”。可见孙宾硕的自报家门，是赵岐以实情相告的重要原因。那么，孙宾硕的名声又是如何形成的？东汉时，得名之方式不外乎经明行修，于乡党博取名声；或可于京师太学广泛交游、议论时政，以此显名；或被某个特出人物所拔擢并为之延誉，如受李膺赏识，被时人称为“登龙门”。从孙宾硕事迹来看，其为赵岐所闻的名声，这里称之为第一次得名，很可能来自乡里，即对第二点中同居之义的践履。孙宾硕又因救助赵岐脱困，显名东国，这可称之为第二次的得名，这次得名可说是福祸参半，福即因此而仕至豫州刺史，而与郑玄等被禁锢也算是后来之祸。孙宾硕之因救助赵岐而得名，进而仕至刺史，与《汉书·游侠传》原宪由儒返侠的经历，适成相反的对比。孙宾硕由侠（赴士之困阸）而儒（出仕）的过程，正是《汉书·游侠传序》再三言之的将游侠纳入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反映。
其三，关于孙宾硕的家世与身份，《勇侠传》载其“家素贫”，李文仁从孙宾硕家有百口、奉养百岁老母及出门以牛车代步三点，推测孙宾硕应是当地有势力的家族（李文仁：《鱼豢〈魏略·勇侠传〉研究札记》，《早期中国史研究》（第二卷第一期），2010年，166、167页）。李氏的观察大体不差，这里，再作几点补充。第一，关于犊车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载“古之贵者不乘牛车，汉武帝推恩之末，诸侯寡弱，贫者至乘牛车，其后稍见贵之。自灵献以来，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，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”。可知自汉武帝至东汉灵献时，乘牛车者身份由贫而趋贵，可以说逐渐被赋予了象征身份的意涵。后汉末至三国初，士大夫坐牛车交游士林，已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了。又《勇侠传》载“闭车后户，下前襜”，则知孙宾硕所乘牛车应为四面封闭，且开有窗，前面挂有车帏，似这等装饰，恐非一般人家所能担负，其主人必有一定财力。第二，“将骑入市”，入市时的随从也骑马，从侧面可推知其主人的身份、财力，绝非一般平民可比，或暗示出孙宾硕拥有豪强武力的一面。第三，“因载（赵岐）著别田舍，藏置复壁中”，则表明孙宾硕田产屋舍不止一处。结合以上三点，推测孙宾硕家资较为殷实，且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，或不为过。但《勇侠传》载孙宾硕“家素贫”，又该如何解释？这种矛盾，使我们联系到《史记·游侠传》对郭解的描写，“解家贫，不中訾”，《索隐》曰“赀不满三百万以上为不中”，郭解的资产，恐怕与三百万相差不会太过悬远，如若差距过大，恐怕连不中訾的资格都谈不上。
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出土的两架陶制牛车
青瓷牛车（三国·吴）
其四，兴平年间，赵岐以太仆的身份持节巡视天下，适逢孙宾硕客死荆州，赵岐为孙宾硕行丧。可注意着，赵岐是以九卿的身份为孙宾硕服丧，是对孙宾硕义行的回报，那么在义的践行上，双方是相互的。这在以后的《孝义传》书写中，多表现为郡吏因太守之辟召，而对旧君服丧。《勇侠传》与《孝义传》中服丧者身份的变化，值得注意，但在褒扬服丧作为践行义之美德的层面上，则有其连续性，这也为我们观察从《勇侠传》向《孝义传》的转化，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。
二、孙宾硕对南北朝士人之影响
孙宾硕死后，其事迹广为士大夫所传颂，甚而以宾硕事迹为鹄的，亲身践行之。在士人口耳相传进而形诸文字并亲身践行的过程中，他们又如何看待孙宾硕其人其事，这与《魏略·勇侠传》对孙宾硕的书写，息息相关。
《晋书·刘曜载记》似为《魏略》之后最早记录孙宾硕者。刘曜平定上郡横渠部后，大宴群臣，忆及平生，下书重赠崔岳、王忠、刘绥三人。刘曜所忆之平生，指：
曜之亡，与曹恂奔于刘绥，绥匿之于书匮，载送于（王）忠，忠送之朝鲜。岁余，饥窘，变姓名，客为县卒。（崔）岳为朝鲜令，见而异之，推问所由。曜叩头自首，流涕求哀。岳曰：“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……大丈夫处身立世，鸟兽投人，要欲济之，而况君子乎！”给以衣服，资供书传。
刘曜逃亡，迭经刘绥、王忠与崔岳三人藏匿救助，而崔岳对其救助刘曜的行为，更以孙宾硕来比附。
无独有偶，至北魏尔朱荣之乱，李晓的三位兄长皆罹河阴之难，李晓逃亡至成皋，为荥阳令天水阎信所怀疑，但阎信却对李晓说出如下话语：
观君（李晓）仪貌，岂是常伦？古人相知，未必在早，必有急难，须悉心以告。天下岂独北海孙宾硕乎？
而李晓也因阎信的“长者之言”，具告情实。从崔岳及阎信对孙宾硕之事的援引看，他们必熟知孙宾硕救助赵岐之事，并躬自践行之。《魏略·勇侠传》，很可能是他们习知孙宾硕事的重要来源之一。阎氏为天水大姓，而崔嵩之郡望不明，或亦为大族，这也说明孙宾硕事在北方大族的知识结构中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。追寻其原因，正源自儒家伦理对义的追求，而这种救人困阸之义，也内化为士大夫的精神要素之一，时时闪烁。
孙宾硕事在东晋南朝同样广为士大夫所熟知，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“王坦之令伏滔与习凿齿论青、楚人物”条，刘义庆注引《伏滔集》论青州人物曰：
后汉时大司徒……江革……郑康成……孙宾硕……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。
考刘孝标所引《（晋）中兴书》，言“伏滔，字玄度，平昌安丘人……领大著作，掌国史”，伏滔掌国史，领大著作，为其泛览各类图书提供了外部条件。而《中兴书》记伏滔为平昌安丘人，考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言“安丘孙宾硕”，安丘，后汉时隶北海郡平昌县，后汉时亦隶北海郡，平昌设郡在晋惠帝十年（《晋书》卷十五《地理志下》，450页。然据校勘记所引《举正》：元康只九年）。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，元帝渡江后，于广陵侨置青州，东晋时的平昌郡当属侨置的青州。汉时的北海安丘，已为慕容氏所据，若以实地而论，孙宾硕之北海安丘，与伏滔之平昌安丘，南北悬隔，实不相干。永嘉南渡后，北方士族多以其旧籍为标榜，这与东汉末人物品评重地域，及九品选人重乡里之论，不无关系。我们若不严格以地域论，只就其地名而言，孙宾硕与伏滔可谓是隔代的“州里人”，这正是伏滔熟知青州人士的内在原因。伏滔将孙宾硕列为青州之有才德者之一，正因其救助赵岐之义行。
至南朝时，孙宾硕事同样为士大夫所熟知。《文苑英华》录有颜之推的一首诗，题为“从周入齐夜渡砥柱”，全诗为：
侠客重艰辛，夜出小平津。马色迷关吏，鸡鸣起庶人。露鲜华剑彩，月照宝刀新。问我将何去，北海就孙宾。
诗的背景，据丁福保考订，颜之推被北周所俘，送往弘农颜远处，遇河水暴涨，之推经砥柱奔往北齐，当时人因颜之推此举而称其“勇决”（参王利器：《颜氏家训集解》（增补本）“附录四 颜之推集辑佚”所引丁福保《全北齐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866页。丁氏所引本事，见《北史》卷八十三《文苑·颜之推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2795页）。这首诗中，与本节讨论最相关者为两个关键词，侠客与北海孙宾硕（诗中用“孙宾”，当为押韵，“孙宾”即“孙宾硕”）。诗中的“侠客”，王利器认为是颜之推自指。此论诚是，但语义模糊不清，因侠客往往使人联想起快意恩仇之形象，这与颜之推文士、逃亡者的身份不符。联系诗作的背景，颜之推当时正从弘农向北齐逃亡，《史记》载季布曾逃亡，其又为气任侠。因此，笔者以为诗中用“侠客”，当指自身逃亡者的身份，这既化用了季布之类侠的身份，又与季布之类侠客逃亡的经历若合符契，而“艰辛”二字正是逃亡旅途的写照。尾联“问我将何去，北海就孙宾”扣题，指明逃亡北齐之地，但理解“北海”不能坐实。《勇侠传》书写孙宾硕事迹，旨在表彰其“救人于困阸”的义行，此句反用孙宾硕典故，是说我往北齐逃亡，天下又有何人如孙宾硕者，能救助于我。颜氏心中可救助于己者，正是北齐政权，这从其经历及诗作来看，应无疑问。另《北史·颜之推传》写其逃亡北齐之事，“时人称其勇决”，“勇”当指其临砥柱之险而不惧，“决”应为其作出逃奔北齐的决定之果决。无独有偶，孙宾硕被鱼豢写入《勇侠传》中，《北史》写颜之推“勇决”，而颜氏诗作自称侠，从此可见，颜之推用孙宾硕典故，当含有多层深意，值得推求。
孙宾硕之事，在颜之推的记忆中，不止一次出现。《颜氏家训·省事》载：
穷鸟入怀，仁人所悯，况死士归我，当弃之乎？伍员之托渔舟，季布之入广柳，孔融之藏张俭，孙嵩之匿赵岐，前代之所贵，而吾之所行也，以此得罪，甘心瞑目。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，灌夫之横怒求地，游侠之徒，非君子之所为也。
征诸此段文字，则上文解颜诗中“侠客”为季布之类的逃亡者的观点，或可免于臆造之嫌。颜之推之所以能写出此段文字，与其逃奔北齐的经历，应大有关系。其中，伍员、季布是匿于人者，其所表彰的应是藏匿伍员的渔夫，藏匿季布的濮阳周氏，而孔融、孙嵩为匿人者，他们身上皆散发出“救人于困阸”的侠客之义。在匿人与匿于人者之间，结成施与报的人际关系，而郭解代人报仇，同样是报的表现，却为颜之推所鄙斥，这里，我们看到义之内涵的转换。孙宾硕救助赵岐，或许出于侠之义，但因所救者为党人，则自身也被动地成为党人即侠儒。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“建宁二年十月”载“制诏州郡大举钩党，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，一切结为党人”，此处“儒学行义者”被定为党人，尤其值得注意，涉及到侠、儒与党人的身份转换问题，即牟发松所言的党人已转化为侠儒之意。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同情、救助党人而成为党人，孙宾硕即如此。由侠而儒的过程，在孙宾硕虽为被动，但在逻辑上也可视为义从侠之义到儒之义的转化，颜之推之非郭解，则秉持了转变之后的新“义”观，谓其非正义。于是救人之厄的义，端在所救何人了，所救为正人君子，则是正义，若为孝，则是孝义，若为国，则是忠义了。颜氏对孙宾硕与郭解的不同态度，正与《游侠传》经《勇侠传》而走入《孝义传》之类的历史书写，极有关联。
三、鱼豢论孙宾硕等四人
鱼豢评论孙祝杨鲍四人如下：
昔孔子叹颜回，以为三月不违仁者，盖观其心耳，孰如孙、祝菜色于市里，颠倒于牢狱，据有实事哉？且夫濮阳周氏不敢匿迹，鲁之朱家不问情实，是何也？惧祸之及，且心不安也。而太史公犹贵其竟脱季布，岂若二贤，厥义多乎？今故远收孙、祝，而近录杨、鲍，既不欲其泯灭，且敦薄俗。至于鲍出，不染礼教，心痛意发，起于自然，迹虽在编户，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？若夫杨阿若，少称任侠，长遂蹈义，自西徂东，摧讨逆节，可谓勇而有仁者也。
上述论述中，出现了三个儒家伦理中的关键词——仁、义、勇。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，为孔子心中的最高伦理标准。至孟子，始将“仁义”连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，幷大力阐发于门生及君王之间。《论语·雍也》载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，鱼豢引述此事，却将心中之仁与践行之仁剥离，相对于颜回之常存仁于心中，念兹在兹无日或违，孙、祝二人由行事而所彰显出的仁，即以生命践行仁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对孙、祝的评价上，鱼豢用了儒家所悬之最高道德标准，认为在仁上他们甚至超越了亚圣颜回，可以说对二人的赞颂，已无以复加。鱼豢又以孙、祝与匿脱季布的濮阳周氏、鲁之朱家作比。濮阳周氏收匿季布，当朝廷追捕的线索指向周家时，遂将季布乔装成奴隶卖给朱家。朱家在成功游说朝廷赦免当年“各为其主用”的对手之前，心知是季布也装作不知，因“惧祸之及，且心不安”。而如孙宾硕，明知赵岐是当权宦官的死敌，朝廷通缉的重犯，而怀必死之志，藏匿赵岐，并将此事明禀老母。鱼豢说“太史公犹贵”周氏、朱家之“脱季布”，相对于他们，孙、祝“二贤”，拼死营救的是得罪浊流宦官的清流名士，“守正”不阿的朝官，其舍身所取之“义”岂不是更多出一筹？
在鱼豢评论中，“义”出现了两次，对此稍作分析。其一，言“岂若二贤，厥义多乎”？它的背景是孔子论仁，赞叹颜回三月不违仁。桓占伟认为孔子构建了礼义仁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，其中守礼是基础，行义是方法，达仁是目标，行义是为了达仁，行义则强调义的主体性与实践性，最终造就君子人格（桓占伟：《在观念与思想之间：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207、213、335、336页）。鱼豢评论中颜回的不违仁，只是观心的结果，也即反映了主体性的一面，而无涉实践性。孙宾硕与祝公道之“据有实事”，指救助赵岐及贾逵，便具备了义的实践性，自然能入于仁的境界。所谓“厥义多乎”之“义”，即指仁的境界。其二，杨阿若出现从“少称任侠”到“长遂蹈义”的变化，“义”即指“摧讨逆节”，自然属行义之实践，鱼豢评价为“勇而有仁”，则在鱼豢看来，杨阿若的“蹈义”也达至仁的境界。若更进一解，鱼豢赞颂孙、祝、杨诸人已入乎仁之境界，自然具备了君子人格。
班固在《汉书·游侠传序》中，叹惜游侠之徒“不入于道德”，班固所言之“道德”，殆指儒家的“仁义”乎？这在鱼豢的笔下，已不成为问题，侠之核心精神完全被纳入到儒家的道德理念——仁义之中了。鱼豢言“不欲其泯灭，且敦薄俗”，是何俗之薄，令鱼豢奋笔于此？观曹操之用人，求才三令更偏向于才，不大注重德行的追求，具体用人方面如郭嘉之薄行，而在理论层面，士大夫又执着于才性四本之辨，这种学术讨论上才性分合不定的情况，与具体行事中对德行的忽视，或是鱼豢要敦之薄俗？“敦薄俗”，也成为后世孝义类传中反复强调的重点。杨阿若由侠而蹈义，鱼豢赞其为“勇而有仁者”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，则见义有为即为勇，唯本于义方为勇，从此点来衡量，则《勇侠传》所载四人都可称之为勇。联系鱼豢对践行儒家伦理——仁、义的推许，《勇侠传》命名中的“勇”，也可被纳入儒家伦理的范畴，仁、义、勇三者遂为《勇侠传》所表彰的核心观念。
孙宾硕事迹能被后世记忆，离不开《魏略·勇侠传》的表彰。隋唐之后，其人已尘封于历史尘埃，除了时间因素之外，恐怕与史书中游侠类传的整体消失大有关系，即侠义渐被儒家所提倡之义所取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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